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抗战时期的婺源中学

作者:婺源旅游网 发布时间:2017-07-02

抗战时期的婺源中学

 

文 | 金宗文

 

婺源中学

1937年以前婺源只有一所县办初中那是1927年创办的校址在县城东门。这所初中毕业的学生如要升学就只能向屯溪、景德镇甚至上海去继续升学。因为那时婺源没有设立高中。

 

1937年下半年,抗日战争开始,从芦沟桥事变到“八·一三”上海抗战爆发,旅外同乡先后回婺避难,但这时归来的人数并不多,以后上海大世界游业场门前落了一颗炸弹,伤亡一二百人,这一炸弹震动了在上海租界里避难的同乡,认为租界也非安全之地,于是回婺源的人日益增多,许多大学生随着京、沪的沦陷,纷纷归来。

 

当时回来的大学生,有的是工程师,有的是学者,有的是中学教师,有的是刚毕业的大学生。如:上海劳动大学工学院机械工程系毕业已在工程界服务的程昌镐(字颐仲);大同大学物理系毕业的程馀庵;浙江大学化学系毕业的江芷;从日本回来的,在东京帝大进修数学的董枢。不久又有之江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的程昌国;天津南开大学数学系毕业的董钟甫;南京中央大学法律系毕业的吴继曾;国民党南京中央政治学院毕业的余焕庭;东南大学生物系毕业的程贻青,金陵大学英语系毕业的江玉彬等人,他们都是三十岁左右的人,生气勃勃,热情洋溢,一时荟萃家乡,真是群贤毕至,人才济济,给婺源这一偏僻的山城带来了浓郁的文化气息,他们受到了社会的尊重和乡亲们的欢迎。

 

然而他们回婺源以后,并没有正当的职业,局势发展成为长期抗战,通货膨胀,物价暴涨,人民的生活已严重地受到了影响。他们日居闲处,觉得不是长久之计,相谈之中,不免真诚地谈到了这个问题。其中有人曾对程昌镐说:“我们这样下去,没有工作,生活难以维持,要设法找个职业就好。”程昌镐回答说:“有这么多大学生回来,不如办所高中,大家都有事做。”后来果然由程昌镐提议,得到其他归来的大学生的热情支持,并推举程昌镐着手筹备。程昌镐年龄较大,学识渊博,而且有丰富的工作经验,大家都很尊重他,因此创办高中的任务就由他一手筹办了。

 

要创办高中,首先必须筹办经费,但是当时的婺源县伪政府藉口财政困难,分文未给,幸得社会人士的热情支持,由婺源县各界民众抗敌后援会资助了三百元,作为开办经费。关于校舍和校址,说来也巧,原来在婺源初中校址的下首恰好有文公庙一所,那是纪念宋代名儒朱熹的祠庙,占地较广,程昌镐商之朱姓祠首管理,借用为校址并获得同意,于是一所战时高中在此创办起来了。

 

文公庙建筑雄伟。四周围有红墙。大门是用石料筑成的牌坊式的门楼,正中的门楣上嵌有一大块石板,刻有“文公阙里”四个大字,赫然醒目。东西两端的红墙上又嵌有大块的石碑,上有“文武官员,军民人等,至此下马”字样,外表庄严肃穆。从大门入内,经天池、二道门,就是一个大庭院,庭院中种有重阳树四株,挺拔耸立,通过石板雨道,登石阶,正面就是大殿,飞檐画栋,甚为壮观。大殿的正中置有精雕细刻的神宫一座,内安装彩绘涂金的朱熹神像,大殿后来用作礼堂,开学生大会都在这里。庭院的东西两侧各有廊庑相对,此处初办高中时,辟为教室,以后学生多时,就改作了学生寝室,大殿之后还有一座楼房,楼上作寝室,楼下作教室。楼前植有翠柏和罗汉松各一株。房舍古朴,坏境幽静,利用乡贤庙宇作为讲学之所,培养人才之地,事虽巧合,却是具有深远意义的理想校舍。

 

为了取得学校合法地位,程昌镐特到南昌向伪教育厅请求备案。关于校名原定是“战时高中”,伪教育厅长程时奎说:“你们已经有了一所初中,现在又设立高中,可合为一所完全中学,你回去编造预算,报县里转来,你们学校就叫婺源县立中学。”因此婺源县立中学就从这时开始正式命名和正式成立了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
初中部的校址和文公庙仅有一墙之隔,初中和高中既然成为一所学校,1938年下半年就把初中和高中之间的文公庙红墙开了一个门口,从初中校园径自通入文公庙大殿的后院,使初中和高中校舍融为一体,门墙的上方还嵌了一个扇形的匾额,上写“满园桃李”,红墙白匾黑字。从校园的绿色丛中看去,景色幽雅,气象清新,确是一处优美的学习场所。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
 

筹备工作就绪,学校终于在1938年3月间开学了。

 

开学时高中部的一切校务活动,全由程昌镐主持,后来,成立婺源中学后,就由原初中校长担任校长,程昌铺担任教导处主任。教师的配各是程昌镐、江玉彬教英语;俞子静以及后来的吴继曾、余焕庭教语文;董枢、程昌国数学;程馀庵教物理;江芷教化学;程贻青教生物。一所县级高中有这样配套的师资阵容,却是少有的。

 

1938年开学期问,原在外地读高中的学生相继报名入学,但那时,生源不多,高三班只有两名学生,高二班只有六名学生,高一班只有十六名学生左右,学生虽少,而教师却始终不渝地认真上课。开始时没有课本,就印发讲义,或者由学生自己做笔记,1938年下半年,初中部毕业的学生升入高中,学生人数才逐年多起来,课本也有供应了。

 

“名师出高徒”,一所学校学生质量的优劣与教师水平的高低大有关系。由于教师的教学认真负责,课堂讲课深入浅出,在阐明概念的基础上注意了学生的思维能力的培养,各学科都有爱好钻研的学生,对于那些学生,教师不厌其烦地加深他们的知识基础,引导他们向高一级攀登。例如:物理、数学课经常有些大学一年级的习题出现在学生的面前,从而激发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,学生学习的兴趣很高,课外经常围绕着教师问课。教师不仅具有真才实学,同时爱护学生,关心学生的学习。所以,这些教师在学生中具有较高的威信,受到学生们的尊敬和爱戴。

 

教师认真负责的精神还从另一件事情上表现出来。

 

杭州沦陷以后,日寇向东南进犯,浙西吃紧,1939年春季,经常有敌机过境和威胁,婺源建立了防空警报,群众也纷纷地挖起了防空洞,然而学校学生人多,挖洞不便,只有采取日间疏散的办法。抗敌后援会援助了四百元,在小东门河对面的山坳里分散地搭起了七、八间竹茅棚,作为野外教室。 天气晴朗的日子,学生们于早晨六时半至七时半到学校上一节课,而后回家早餐,早餐后带着书包和学校借给的一张小木凳,三三两两地过小东门板桥到山坳里竹棚中上课。上午上三节课,回家吃午饭后,下午又去上两节课。竹棚里有时书声琅琅,响彻山间,“婺源茅屋书声响”的昔日风貌,似乎又回到了眼前,显出了婺源的“书乡”本色。象这样的疏散,断断续续约有半年之久。教师和学生一样,往来于山坳之间,按时上课,奔波往返,以身作则,很使学生们感动。学校开办一年多以后,因为教学质量较高,在社会上,在邻县之间,赢得了赞美的声誉。乐平、开化、德兴、景德镇的许多学生都来婺源县高中升学。例如:浮梁专员酆景福的一个姻弟;浮梁县长屠孝鸿的一个弟弟和一个儿子,两个女儿都转到婺中来了;婺源县伪县长高楚珩的一个侄子也从家乡转到婺中来入学,至抗日战争中期,婺源中学的学生人数有四百余人,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水平。

 

教师素质是办好一所学校的重要关键。婺源中学在优良教师的努力下,辛勤培育,教学质量很快提高,每届毕业生参加全省毕业会考,都能取得教育厅颁发的毕业文凭,同时有不少的高中毕业生,陆续考入了内地各个大专院校,造就了较多的人才。这些学生不仅学业成绩卓越,政治思想也比较进步,如:潘卫、程开元、齐秉仁等,课外经常阅读鲁迅、茅盾、巴金等文艺作品,以及翻译的苏联小说,因而思想较为“左”倾。1944年左右程开元担任江西青年报总编辑时,他曽写出一篇讽刺蒋介石的出色文章“皇帝与流氓'',在江西青年报上秘密刊出,震惊了当时的国民党反动派。 结果报纸被勒令追同,然面6o%的报纸已分发出去,无法收缴,在那白色的恐怖下,程开元连夜逃离南昌,得免于难。

 

婺源中学高中毕业的学生以后陆续读了大学,毕业出来分配在祖国各地,从事各项工作。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党的领导下,在各个不同的工作岗位上,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了优异的成绩,并取得一定的荣誉。有的已成为高级知识分子,如:江作昭(清华大学教授,现任中国硅酸盐学会理事长)、施文兆(华中工学院)、俞玉姿(女) (北京中央音乐学院)、王玉丰(上饶师专)等人都逐步升为教授了。有的已获得了高级工程师的职称。如:叶元茂是大庆油田总工程师;董钟岳是北京长辛店火车机车厂总工程师;王五喜是北京石景山钢铁研究所所长;董志新是四川成都红旗内燃机厂厂长;胡东荣是郑州工程技术学院教授等,还有的在中央和各省不同部门工作。在农业、生物等方面作出重大贡献的有:俞希濂现在是徽州地区农科所所长,江鸿志是全国生物科研的先进工作者,还有在报界享有声誉的有:詹若文是北京《经济日报》编辑,方巩岚是北京《农村工作通讯》的编辑等。至于其他在科技、教育、经济、医疗等各方面成为骨干力量的更不乏其人。

 

时光流逝,韶华不再,抗战时期的婺源中学到今天已近五十年了。笔者也是这所高中毕业的学生,如今已是白发者苍,年近七十的人了,追思往事,回念师情,总有难忘之感。

 

我凭记忆撰写此文,因为事隔年久,恐有差错,尚希知情者指正。


——摘自1978年《婺源县文史资料》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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