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婺源古村落寻踪概述

作者:婺源旅游网 发布时间:2018-02-12

婺源,地当皖浙赣边,襟带鄱湖浙水。自唐开元二十八年(公元740年)建县至晚清,千余年来始终是古徽州(上溯称“歙州”、“新安郡”)的一部分。在县域2947平方公里的绿野上,触目茂林修竹,入耳水湍鸟鸣,扑鼻花香风清,加上“粉墙矗矗,鸳瓦鳞鳞,棹楔峥嵘,鸱吻耸拔”(程庭《春帆纪程》)的古村落,俨然是一派清新野逸的田园风光,一处如诗如画的“世外桃源”。
 
婺源,历史悠久,四千多年以前,这里就有人类劳垦生息。最初,土着山越先民,以“穴居”、“巢居”起始,在不断改善居住环境的创造中,逐渐演变成可防瘴疠之气、免遭毒蛇猛兽袭击的“干栏式”高足建筑。其时,这里人迹罕至,被中原人视作蛮荒之地,到汉末三国时,孙吴政权以重兵慑服山越,打开徽州(婺源)门户。自此,山高水险、天然封闭的地理环境,成了北方士族躲避战祸的“洞天福地”。当时,在历史变故中,一批又一批的中原士族,有的合族举迁,有的携带佃客、部曲等屯聚,千里迢迢,跋山涉水来到婺源,是他们在万山丛中初创了一座座村落。他们将中原、齐鲁、川陕等地的文化带入婺源,既有力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,又对以后村落及建筑风格产生了重要影响。随着人口的逐渐繁衍,他们又派生出若干分支再次徙居,建立了一个又一个新的居民点,终至成为婺源村落的主要建设者。
 
“聚族成村到处同”(《新安竹枝词》)。聚族而居,是婺源古村落最突出的特征。对此,光绪《婺源乡土志·婺源风俗》有载:“乡落皆聚族而居,族必有谱,世系数十代。”这说明,婺源古村落从中原士族移民至此建村时起,就形成了以自己的始祖或迁祖为中心,以宗族血缘关系为纽带,同族聚居,世代相传繁衍生息的习俗。在汉越文化漫长的交融过程中,征服与被征服、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较量,其实一直没有停止过。原居住在中原地区饱受战争蹂躏的名门大族,在开发家园时,既要抵御山越人的骚扰,又要防止野兽的袭击,把村落的防御性放在首位,从而形成同宗一族呈封建庄园式密集型的居住布局。因为只有这样,才能集聚力量抵御自然和人为的侵害,以保存自己必要的生存空间。如建村于唐代的考水村,过去为加强村落的防御,曾按建筑城池的方式,在住宅区设立有“东里、南熏、西瀛、北钥”四座防御寨门,倘若有险情出现,只消派人将寨门封锁,自然就易守难攻了。江湾村历史上也建有四座防御寨门,东曰“东和”,西曰“西安”,南曰“南关”,北曰“北钥”。婺源聚族而居这种初期的村落形态,一直影响到清朝末年。
 
聚族而居,取人与人和;择山选水,取人与自然和。婺源低山丘陵遍布,溪流纵横,为村落择基选址提供了较大的空间和余地;因之,“依山傍水”成为婺源村落的基本格局。而“相其阴阳向背,察其山川形势”,出乎寻常地关注人与自然的感应关系,追求天人合一,则成为村落选址所遵循的定规。翻开谱牒,古代婺源几乎无村不卜,“卜居”乃村落为趋吉避凶而进行选址的传统做法。正如南宋理学宗师朱熹所说的:“古时建立村庄之际,乃依堪舆家之言,择最吉星缠之下,而筑之,谓可永世和顺也。”风水择地基于物质环境和精神象征两个方面,前者关系到村落形态的发展以及总体环境的利弊条件,后者关系到村落及宗族、家族的兴衰。由于山和水是村落环境的主要构成因素,而且山还是风水所称之的“龙脉”,带有高度的精神象征意义,因此风水学中“山厚人肥,山瘦人饥;山清人秀,山浊人迷;山驻人宁,山走人离;山勇人勇,山缩人痴;山顺人孝,山逆人亏”等对山形吉凶的评判,就成了理想村落的选址标准。对水的选择,除了有财富的象征意义之外,则多出于生产、生活的实际需要。水是生命之源,枕山傍水构筑村落(在发展后期有村中溪河贯穿状况),主要为的是在旧时生产方式简陋的条件下用水方便。同时,因为有水,波光倒影、朝晖夕阴,也使村落充满着灵性和韵味。风水观念对于村落总体环境的要求是:前有朝山(向山),后倚祖山(来龙山),左右有所谓形为狮、象或龟、蛇的两山把守水口,溪流似玉带环绕。婺源每一聚族而居的村落,谱牒上都记载有他们始祖卜居吉地而后家族兴旺的过程。如《婺南云川王氏世谱》中记述:唐季,始祖大中大夫王云“视此地山柔而秀,水深而长,气象风土有非寻常者比,因卜居焉。”又如《清华胡氏统谱》中记述道:唐文德元年(公元888年)夏,始祖散骑常侍胡学“侍父曈公游婺源通灵(元)观炷香,道经清华,见其地址清溪外抱,形若环璧,群峰叠起,势嶂参天,曰:住此,后世子孙必有兴者。遂由古歙黄(篁)墩而徙居焉。”从上述族谱所记可以看出,婺源古村落在风水理论的影响下,以“卜居”为手段,选择理想的风水环境,通过村落依山傍水的形态,期求实现“人丁兴旺、富禄永绵”的目的。
 
因为村落沿溪而筑,所以村村都有“水口”。所谓水口,即“一方众水所总出处也。”它一般在距村一二里处形势“关锁”的地方。婺源的村落一般都四面皆山,是一个较封闭的空间,因此,水口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村落之门户、出入之咽喉。水口在村落建设中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构成元素,它被视为关乎村落财源、人丁,主宰村落盛衰和安危的要冲。风水理论认为,水即是财富之气。为了保住村落的财气、人气和文运之气,古时,婺源各村族众均极为重视对水口的营造。水口建筑群中,常见在两山夹峙的溪流上架桥,这不仅是交通的需要,而且起到“关锁”的作用。有的还辅以亭、庙宇、文昌阁、文峰塔(或“文笔”)、牌坊、水碓等作为镇物。同时,水口往往种有大片树木,俗称水口林,其目的也是为增加锁钥的气势,扼住关口,藉以“藏风聚气”。正所谓“水口以聚一乡之树木、桥梁、茶亭、旅舍,以卫庇一乡之风气也”,《书启·水口说》。有的村落还特意将河道改直变曲,形成来水不见源流,去水不见出口的“之”字形,以求留住财气。考水村即属此类。村里的“胡氏宗谱”中说:“水口两山对峙,涧水匝村境。……筑堤数十步,栽植卉木,屈曲束水如‘之’字以去。”筑堤处架了座石板桥,桥上有亭,附近还建有文昌阁。水口如此布局,既是风水术中的“障空补缺”,同时也改善了村落的环境及景观,从而形成了“绿树村边合,青山郭外斜”的村落环境特征。水口因此也成为村落中集传统文化、民俗观念、园林艺术于一体的公共园林,成为一处“父老兄弟出作入息,咸会于斯”的怡人绿地。清代方西畴在《新安竹枝词》中对水口描绘道:“故家乔木识楩楠,水口浓阴写蔚蓝。更着红亭供眺听,行人错认百花潭。”由此可见水口之秀美。
 
据考,明代以前的婺源村落,虽有青山环抱、绿水潺流,但因“山限壤隔”,仍局限于以农耕为主,渔樵耕读,安居乐业,呈露的是田园牧歌情调的村落景观。尽管这一时期本多为读书之人的南迁士族,生活稍安后便发愤攻读,走科举入仕之途(宋代全县有文科进士316人、官吏455人),他们不仅将带入的中原雅言文化发展炽盛,而且渐至导致了婺源的人文鼎昌,可总体来说,这里与外界的交往还是不甚密切的。“世家门第擅清华,多住山陬与水涯。到老不知城市路,近村随地有烟霞。”这首《新安竹枝词》,勾勒了当时村落的景况。婺源古村落的大兴土木、勃兴发展始自徽商的称雄天下,即十五至十九世纪间。此间,由于“田少民稠”的矛盾的日益加剧,众多的婺源人不得不离乡背井,走上“服贾四方”、“以商为命”的道路。其时,婺源商人作为徽商队伍中的一支劲旅,商业活动遍及禹域,不但京省都会、大小城镇有他们劳碌的身影,就是山陬海隅、穷乡僻壤也不乏他们的足迹。但在封建宗族思想和乡土观念的影响下,服贾四方的商人们,一旦有所积蓄,多会携资回归故里,不惜重金在家乡兴祠宇、置宅第、扩书院、修学塾,热心为乡里架桥铺路、建阁筑亭。他们聘请各地名工巧匠,借鉴南北建筑精华,建立起一处处地域特征突显并令世人瞩目的建筑群落,从而造就了中国古代社会后期较为成熟的人居建筑样式,形成了人与自然相协相通“天人合一”的村落景观。
 
眺望婺源古村落,只见山朗水丽之间,粉墙焯焯、黛瓦鳞鳞。正是这造型古朴、韵味独特的建筑群落,与天然山水互为点缀、交相辉映,给人以清新隽逸、淡雅明快的美感,仿佛是飞速发展的人类文明,无意间遗落下的一幅迷人的长卷。走近婺源古村落,绿树荫翳,清溪环绕。承负着数百年风霜的古屋,高大轩昂,错落有致;村庄周边的田畴,稻菽满畈,瓜果盈架。还有那躬耕农夫、嬉水牧童、溪埠浣女和采茶村姑,到处都透现出世外桃源般的平和恬静。步入婺源古村落,府邸宅院比肩而立,街衢巷陌蜿蜒曲折。民居中,布置井然的天井庭院、高大宽敞的堂屋花厅、古朴雅致的室内陈设、精美绝伦的“三雕”(砖、石、木雕)装饰,全都烙印着绚丽的历史文化记忆,透露着浓郁的儒雅之风。它不仅给人以视觉的愉悦、性情的陶冶,而且让人能触摸、感受到那历史的脉搏和文化的浓浓气息。
 
中华文明源远流长,灿烂辉煌。留存至今的婺源古村落是积淀了优秀传统文化的物质载体,是中华文明文明遗存的宝贵财富。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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